第8次修订刑法未将“性贿赂”列入

　　事实上，自1996年修订《刑法》起，“性贿赂”该不该入刑的争议，已持续了17年，17年来，虽然官员权色交易案件屡发、高发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立法制裁“性贿赂”，但历经8次修订的《刑法》，一直未写入“性贿赂”。立法机关出于哪些方面考虑，未对“性贿赂”动用刑法“利器”？对此，新京报专访知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。

　　我国《刑法》规定了受贿、行贿、介绍贿赂三种形式，并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财物之外的所有利益，都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。受贿罪主要的不是经济犯罪，而是职务犯罪，其本质就是“出卖公权，获得私利”。表面来看，刘志军案等一系列官员权色交易案件，有一部分贿赂的内容是“性服务”，但实际上，从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看，其中有三起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“性服务”，其实质是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，因此，这种情形已经不属于通常所说的“性贿赂”，而是受贿人收受了财产性利益，应该以受贿罪追究。

　　“性贿赂”之所以没“入刑”，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司法实务层面的障碍，现实可操作性较弱，而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。比如取证。财物贿赂，可以通过查获赃物等各种途径，收集到证据。但“性贿赂”的隐蔽性很强，双方究竟是权色交易关系，还是彼此之间有真正的感情，这是认定是否构成“性贿赂”的关键。现实中有些提供服务的人员，出于个人安全、隐私等原因，会“谎称”跟受贿人有感情，否认双方的权色交易关系。所以，识别“性贿赂”，不能单纯依靠口供，需要其他证据佐证。怎样收集到其他证据？常规手段很困难，有时需要一些技术手段，监控邮件、电话、短信等等。但一旦允许侦查机关对“性贿赂”使用技术手段，就可能使侦查权没有制约，这在法治背景下是不可以的。法治社会需要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侦查权。因此，“性贿赂”如何取证，陷入了两难。

　　再有，由于“性贿赂”的证据不确定因素很大，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，如果“性贿赂”入罪，势必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这就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、业务能力提出了高要求。现阶段，我国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，素质和能力还不高。而对是否存在性贿赂的判断，有时需要法官内心确信，如果司法能力不高，判断结论就可能有问题。

　　所以，不论是从司法界的素质能力角度出发，还是从杜绝错案、预防司法腐败等方面考虑，目前，我国还不具备“性贿赂”入刑的基础。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，否则，一旦法有明文规定，但现实无法操作无法定罪，就会伤害法律的权威性、严肃性，使立法成为儿戏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些学者认为，“性贿赂”是道德伦理问题，不是法律问题；“性贿赂”一旦入罪，会侵犯官员的隐私权等等。但是，这些争议，都不是“性贿赂”没有纳入《刑法》的原因。“性贿赂”之所以没“入刑”，主要原因还是我刚才提到的，来自司法实务层面的障碍，现实可操作性较弱。综观其他国家，欧洲一些国家虽然将“性贿赂”纳入了《刑法》调整范畴，但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，也同样面对“现实可操作性”这个难题。

　　至于“性贿赂”是道德问题，还是法律问题的争议，“性贿赂”对社会的危害，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的。更何况，越是被道德伦理所谴责的违法行为，越应该由立法惩戒，这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原则。目前，在我国，“性贿赂”正是道德伦理谴责的对象，否定评价很高，所以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。“性贿赂”侵犯官员隐私权，这个观点我更不赞同。选择当官，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选择做公众人物，隐私权就应该受到限制。官员一旦有了“性贿赂”行为，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就必须受到司法监督，不能拿隐私权做挡箭牌。

　　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“性贿赂”入罪这个问题。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，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。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，都为我们提供了“性贿赂”入罪的参考文本。司法机关、立法机关都应该将“性贿赂”入罪作为一个课题，调研我国“性贿赂”案件的规律、特点、办案难点等等，为将来“性贿赂”入罪，做好立法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