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程序下的“临武事件”

　　近日，湖南临武县的一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持续发酵，传言中的89.7万元赔偿获得证实，官方声称已执行到位；6名涉事城管工作人员被刑拘，显示瓜农邓正加之死已进入司法程序；临武县城管局局长胡郴、分管城管执法三大队的城管局党组副书记邹红卫双双被免，接受调查。

　　从法律程序上看，这些善后举措本该更早推进和发布，但在强势的“一体化应对模式”面前，职能各自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似乎被“整合”了。司法由此沦为“危机应对”中的下位概念，并从属于当地主要官员的“统一”决策。设若此事件一开始就由司法机关介入，并依法展开独立调查，事件的走向或将截然不同。

　　当然，现实不容假设，刑事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也不容混同。89.7万元的赔偿或补偿虽已执行到位，这只代表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之间的某种“妥协”。而城管暴力实则伤害了双重客体：一是公民的人身权，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文明与执法公正。这种伤害的外在表现，就是对国家法律的破坏。因此，对临武事件的处置，并不是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之间的私事，甚至也不是行政系统的内部事务，它必须经由司法程序来完成。

　　而在公共舆论平台上为大众所“看见”的“临武事件”，事实上早已不能用一宗刑事个案来定义。它至少还包含了当地政府在危机应对中的拙劣表现。沦为质疑焦点的“抢尸”，虽被官方解释为“协助家属运尸”，却被死者家属和围观群众所否认。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，官方只有结论，而支持“抢尸”说，则有微博上热传的现场照片和众多媒体记者的实地采访。在可信度上，官方已然完败。如此看来，当地政府虽对社会关切的“抢尸”问题作出了及时回应，却涉嫌推诿塞责。如果“抢尸”被证实，需要调查的真相至少还包括：谁作的决策？谁下的命令？谁是现场指挥？谁又是具体执行者？他们分别应承担何种责任。

　　正因为这一事件中，不乏当地政府的责任，依赖地方调查已难服众。据称郴州市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临武，指导与监督调查工作。这较之当地的自我调查和自我处置，无疑进了一步。若能在职能范围内，将“临武事件”的相关调查和善后工作提升为上级职能部门分别处理，当更合乎程序正义。毕竟，临武的主要官员已与这一事件捆绑在一起了，瓜田李下难免遭疑。这从3天来，当地“挤牙膏”式的官方信息披露就可窥见一斑。如今的“临武事件”已是全国瞩目，公众恐难再接受“挤牙膏”式的正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