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孝子杀母”案不只需要法律的温情

东莞杨某照顾瘫痪的母亲20年，终因承受不了压力挥刀砍母，而后自杀，所幸两人生命无碍。检方决定对杨某不起诉，并训诫其：“考虑到你多年来独自一人边打工边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，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，确实很艰辛、很困难，也体现了你的孝心。”

杨某犯罪有长期的诱导因素，瘫痪的母亲需要照料，自身文化水平低，只能干体力活，生活的艰辛令其心理产生潜移默化地扭曲；二则犯罪未造成严重后果。考虑到杨某还是其母的唯一瞻养人，故而决定免诉。舆论普遍认为这体现出了检方对刚性法律拿捏的灵活和温情，坚持了法律至上与不悖人情人性的统一，值得点赞。

可以说，这场悲剧的善后工作得以圆满，不过这仅仅只是悲剧发生后的补救，是尽可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法、情、理相统一的最优解决方案，而就全局而言，法律温情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次优的方式，因为“孝子杀母”的悲剧已经发生。

2012年2月，河南一“慈母”将农药瓶递给了两个抚养了二十年的脑瘫双胞胎儿子，两人身亡，后其在案发后一月自首，全村联合向法院请求轻判。这起更加让人觉得辛酸和颤栗的案子相比于前面，有不少共同点。比如都“情有可原”，比如犯罪人员都走投无路，的确法律还可以酌情减轻、从轻处罚，但这也毕竟是滞后的。

其实二者都指向了社会救助机制的弊病和缺漏。全体社会成员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，都有义务和责任去扶持弱者。无论瘫痪还是残疾，都有理由享受到社会力量和政府部门提供的救济，这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。但事实却是，往往要等到他们出了事，有了动静，社会的关怀才能姗姗来迟。而且，就目前情况看，由于社会救助的触角还没有深入到诸如偏远乡村等社会末梢，可以想象爆出还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处在危机之中的、潜在的悲剧家庭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救助。

当务之急，就是尽快填补社会救助的空白，政府要发挥牵头引线的作用，投入响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，同时积极扶持民间公益组织的生长，织密社会保障网，才能防患于未然。其实，希望看到的不是如此悲剧过后，法律的温情；而是雪中送炭，化解悲剧产生的根源，不让悲剧重演。